恕我說句不中聽。人說台灣社會濫情，在死刑問題上動輒提出要以同理心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設想，是一個典型例子。國家法律設立的目的，不是為了照顧特定受害者或懲罰個別罪犯，而是維持社會秩序。當我設身處地以受害者的立場思考，我自覺距離李家同寬恕的境界甚遠，反而如果有能力的話，反應與作為會和劇中的克萊德差不多。冤怨相報、以血還血是人類基因的一部份。由公權力主持公道，本質上並不是追求正義，而是防止受害一方銜恨報復，使社會陷入反覆仇殺的惡性循環，最終動搖國本。
刑法制訂殺人等各種罪名，懲罰罪犯的原始目的，不是為了替受害者伸冤，而是為了社會整體利益，或者更極端一點，鞏固執政者的統治基礎。明乎此，就瞭解死刑不過是統治工具罷了，與加害者如何邪惡或被害人如何悲慘，都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，而視當代需要而定。當單純死刑不具鎮懾力的時候，歷史上不乏運用各式酷刑，加深人民對公權力的畏懼。反之，若社會發展到太平盛世，刑期無刑的境界，自然不需要擺死刑出來嚇人。
我知道很多人認為，台灣社會還沒走到那個境界，現在談廢除死刑還太早。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搬同理心或同情心那套出來論述。被害人值得同情關照，但法律不能也不該依他們的感覺制訂。如果我們只看到受害人悲苦無依那一面，這個同理心還不算透徹；試想，要是把克萊德這種人送進立法院，我敢說，死刑絕不會只是一槍斃命那麼簡單。
參考：死刑可以更精彩一點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